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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2)

    所以,袁仲一认为,考古队是在对兵马俑经过了历时一年多的勘探和发掘、研究工作以后,对兵马俑坑进行的定性的。而陈景元怀疑兵马俑先定性后发掘,可能是因为不太了解情况而做出的一种猜测。

    那么,既然是考古队经过仔细勘探和考古分析后得出的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这一定性结论,面对陈景元提出的种种怀疑,考古队为什么不出来解释一下呢?

    在袁仲一教授看来,其实,当他和陈景元的初次见面时,就已经回答了陈景元的疑问。

    袁仲一教授指出,当时,考古队的勘探结果已经表明在西杨村发现的兵马俑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罕见的大型陪葬坑。俑坑属于秦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在秦国的历史上,能够有这么大的财力和魄力修建如此庞大的陪葬坑的,除了秦始皇,还会有谁呢?

    袁仲一教授认为秦始皇陵园的范围十分广阔,除了秦始皇陵地宫之外,还环绕有内城和外城。兵马俑虽然在外城之外,与秦始皇陵墓的距离貌似很远,但从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坑的面积看他们还时很相称的,它们之间的距离也是合乎比例的。

    袁仲一教授认为,考古队通过勘探所做出的判断应该是准确的,并且是有历史文献支持的。

    然而,正是袁仲一教授提到的这段历史文献,却引来了陈景元新的质疑。

    陈景元认为,即便是古书中提到的秦始皇曾命令丞相李斯将陵墓范围扩大三百丈这件事是真的,那其中的问题也仍然存在。他认为,秦代的三百丈换算成今天的国际标准尺寸应该是690米,也就是秦始皇陵园只向外扩大了690米,这与兵马俑坑与秦始皇坟墓之间的1500米的距离相去甚远。陈景元认为,考古队一定是忽视了这点,误把兵马俑坑纳入到秦始皇陵园的范围之内,从而导致了对俑坑主属和性质的错误判断。

    除此之外,在当年的考古队还流行着对兵马俑的另一种分析。

    古代的秦国人都信仰一种观念,即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生前怎样,死后还要怎样。秦始皇自然也逃脱不了这种观念的局限。他生前是称霸六国、不可一世的皇帝,他死后仍然需要一支威武雄壮的军队守卫他的亡灵。兵马俑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观念下诞生的,所以它被安置在秦始皇陵地宫城墙的外面,象征着守卫京城的部队,离陵墓有一段距离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陈景元仍觉得袁仲一和考古队的解释流于表面,他十分确信自己曾经得出的秦始皇没有预修过陵墓的结论。并且,对袁仲一教授和考古队提到的秦始皇陵面积为56.25平方公里这个数字,陈景元还有着自己的看法。

    陈景元认为,考古队得出的秦始皇陵56.25平方公里面积的数值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当年规划的森林公园的范围,陈景元怀疑考古队的这个说法只是想为秦陵和兵马俑坑之间遥远的距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秦始皇陵园的面积真的有那么大吗?兵马俑坑到底和秦始皇陵有没有关系呢?

    吴永琪是兵马俑博物馆的现任馆长,他主持修复了铜车马,由于修复技艺十分精湛,在业界很有名气。对于兵马俑的定性问题,吴馆长有自己的见解。

    袁仲一教授和吴永琪馆长的解释似乎给这场关于兵马俑定性问题的讨论画上了一个句号。但陈景元仍然不甘心承认这个结论。因为如果他承认秦始皇曾经为自己修建了这么大的一座陪葬坑,那就意味着他以前所有关于秦始皇陵的研究都陷入了一个误区,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陈景元几乎查阅了所有已出版的兵马俑的资料,就连兵马俑博物馆内部的论文集他也一篇都不落地研究了。

    终于,陈景元又发现了几条有利的证据。

    陈景元认为,兵马俑坑中出土的秦俑似乎落后于秦始皇的时代,它看上去更像是更早一点的文物。

    在兵马俑的一号坑和二号坑中,大量的步卒围绕着战车排成一列列整齐的大小方阵,陈景元从而做出判断,战车是这支部队的主力,是主要的作战方式。

    然而,自殷周以来,直至春秋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车战的弱点也逐渐地暴露出来:在两军作战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备前则后寡,备左则右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相互之间不能救援的危险状况。那么,作为一名富有作战经验的统治者,秦始皇还会在交战时大量使用已经落后了的战车吗?

    陈景元指出,秦始皇当政以后,征战四方,统一六国,连年的战争迫使他对军队的结构进行了优化调整,他大量采用骑兵和步兵相配合,使之更加轻便,易于作战。从这点判断,兵马俑坑中的那支以战车为主力的部队应该不是秦始皇的军队,它的年代肯定更早一些。

    对于陈景元的这个推断,袁仲一教授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他认为,不能因为俑坑中出现了战车就否定它属于秦始皇的可能性。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说秦国取缔了战车,作战时完全倚靠步兵和骑兵。战车虽然有它的局限,但是在两军交战时,战车所表现出来的速度和冲击力的优势是步兵和骑兵无法比拟的。兵马俑坑的军阵,正是战车、骑兵和步兵有机组合的典范。

    陈景元显然并不同意袁仲一教授的这个解释,因为他又指出了俑坑中的另一个疑点。

    陈景元认为,兵马俑坑中发现了很多笨重的青铜材质的兵器。虽然青铜兵器在古代曾被广泛使用,但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铁兵器材质轻、韧性好、杀伤力更大的优势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在战国时期,楚、韩、燕、赵的钢铁刀尖就已经锋利无比,并且种类繁多。

    陈景元认为,秦始皇这样一位善于征战、能够统一六国的国君,会放着先进的铁兵器不用而去选择已经落后的笨重的青铜兵器为他陪葬吗?这显然有悖于常理。

    尤其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收缴了大量的铁兵器,汇聚了一批高水平的冶铁技术人才,他应该更加有条件更新部队的武器装备。

    陈景元认为,咸阳附近发现的秦国冶铁遗址和秦始皇陵西侧的刑徒墓中出土的铁剑都可以说明,在秦始皇统治的年代,秦国进行过铁兵器的生产。并且,书上曾经记载秦国的宫殿为防刺客“以磁石垒门”的说法,似乎也在暗示铁兵器在秦国的使用是很普遍的。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出土大量铜兵器的兵马俑坑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它的主人很有可能是早于秦始皇的另外一个秦国的统治者。

    青铜剑一般都是短剑,它无法做长的原因是因为青铜材料容易折断。春秋战国时期,最负盛名的越王勾践剑,全长不过55.6厘米。青铜剑普遍宽而短,60厘米似乎是青铜剑的极限。而1974年,在兵马俑坑的黄土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把完全不同的青铜剑。令专家吃惊的是,这把剑的长度竟然超过了91厘米。

    对秦剑做的化学定量分析显示:它的铜锡配比让青铜剑的硬度和韧性结合得恰到好处。但秦剑更让人着迷的地方,是它的外形。袁仲一先生仔细地研究了秦剑奇特的形状变化,他指出这种设计使秦剑的受力部分得到加强,而又保持一定的弹性,同时剑身又不会过于沉重。

    由此可见,兵马俑坑中出土的这些铜剑可谓是青铜剑铸造工艺的巅峰之作,它的长度、硬度和韧性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结合,攻击性能也因此大大的增强。在没有精密机器的古代,能够铸造、打磨出这样精准的高质量的青铜剑,恐怕也只有秦始皇才能做到吧!

    然而,陈景元对兵马俑坑的质疑仍然没有结束,他指出,秦始皇的军队既然是一支能够统一六国的强者之师,在装备上也应该是一流的,然而,俑坑里的这些兵俑没有任何头盔保护。难以想象,这种简陋的武装能在近距离厮杀的战场上获取全面的胜利。

    的确,在秦始皇陵的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石铠甲坑。从已经拼合起来的石盔石甲,我们似乎看到了秦**队威武的英姿。然而,奇怪的是,既然秦国的军队配有头盔,那兵马俑坑中的兵俑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戴头盔呢?难道兵马俑坑里的这支地下军团真的不是秦始皇的吗?

    在中国历史上,秦人的文化和秉性是独一无二的。秦人出身于大西北的草莽之间,与游牧民族混居。在当时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原国家眼里,他们是落后野蛮的民族。在秦人看来,尚武、为利益而竞争是天经地义的。

    并且,著名的改革家商鞅为秦国制订了一套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法忍受的严苛法律。商鞅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显然,商鞅制定的这项规定对于素日衣食不饱的普通秦人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诱惑力。

    或许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原本就好战的秦军干脆脱掉了笨重的头盔和重甲,置生死于度外,冲上战场与敌人拼杀。因为一旦他们取胜,不仅自己能升官晋爵,全家也会跟着收益。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军的这一行为也有描述:战场上的秦军竟然袒胸赤膊,索性连仅有的铠甲也脱掉了。

    由此看来,兵马俑坑中的这支军队正是在向后人传达着秦人强烈的尚武精神。这些没有戴头盔的军人才是秦国最勇敢、最有战斗力的神勇之兵。

    然而,陈景元对兵马俑的质疑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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